八十载人生绽芳华　今朝生活美如花

曾早红（右）和女儿看着相册回忆以前的生活

曾早红在创作绘画作品

一张张细腻的白描画作在桌上铺陈开来，牡丹含苞、蝴蝶振翅、蜜蜂轻绕。而执笔描绘这一切的，是一位80岁的老人曾早红。

曾早红创作的绘画作品

从1945年至2025年，曾早红的80年，是一代人的风雨录。她5岁上台指挥全校师生大合唱，却因“女子读书无用”的偏见和洪灾而辍学放牛；曾凭借实干成为妇联主任、兴修基础水利设施的带头人，也经历过掏煤灰、打零工维生的艰难岁月，最终在黄石这座城市扎下根。

她生于战火年代，经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洪灾和贫困，却始终以不屈的坚韧和质朴的热爱，对抗着岁月的磨砺。如今，她在歌声、剪纸与画笔之间，将生活过得如同她笔下的花朵——安静而优美地绽放。

血色记忆和水患年代

1945年，曾早红出生于湖北麻城闫河镇。其父曾凡木生于1922年，是当地少有的读书人，先后就读于私塾和本地称为“长学”的深造学塾，学识广博。学成后，他接手了家中临街铺面维持生计。

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。20世纪40年代，日军铁蹄踏入湖北，麻城一带时局动荡。曾早红回忆，小时候曾听母亲说过，日军飞机轰炸时，炸毁了闫河镇的北城墙根，3名身穿白府绸褂缠着小脚的女人不幸遇难。“她们被发现时，3个人手扯着手，满身是血，”她顿了顿，“其中一个还是孕妇。”

为躲避日军，镇上的女孩子都把柴火灶锅底的黑灰抹在脸上，扮成男孩藏在家里。所幸日军并未久留，“他们炸了一阵，就向西返回县城，没有闯进百姓家里。”曾早红推测，闫河东边是大河，十里外就是山区，“他们估计是对山区有顾忌，没敢往东去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生活迎来了新曙光。

1950年，曾早红入读由镇上火阳庙改建的闫河小学。“那时候女孩子能上学的不多，我有幸读了几年书，没成‘睁眼瞎’。”她回忆说，老师来自天南地北：有北方人、南下干部，也有出身资本家家庭却投身革命的女性，为古镇带来新风。

这一年夏天，闫河镇遭遇洪水，许多房屋被冲毁，包括曾早红家在镇南街的商铺。“我家的铺子就在南街，前对河、后有塘，洪水冲来，房子被完全冲倒冲走，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连碗筷都没有，过日子要从重新置办碗筷开始。”曾早红感慨道。

1952年，曾家被迫迁回祖籍凉亭村老家。父亲本是读书人，不善农事，家境愈发艰难。她喃喃道：“‘水打沙压’，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四个字。”

从赤脚挖藕到妇联主任

“我在家是老大，被当男孩子用。”曾早红苦笑着说。她的童年始终与饥饿相伴，平日挖野菜，冬天赤脚下到藕塘挖藕、捉甲鱼，给一家人充饥。

曾早红一家

回乡后，因家境贫困，她常年赤脚走路。奶奶心疼，特意请木匠为她做了一双木屐。六七岁时，她穿着笨重的木屐，跟着大人上山挖药砍柴。稍大一些，她每天鸡鸣起身，挑柴走三十里路到县城贩卖。

曾早红曾有一件到脚踝的长褂，只有过年走亲戚才舍得穿，拜完年便脱下收好，一直穿到衣服短至腰际。父亲原本要她放牛贴补家用，后来老师发现她识字，便主动登门劝说，她才于1953年重返校园。在校期间，曾早红成绩优异、连跳两级，还担任班长，可父亲仍认为“女子读书无用”，四年级后她再度辍学。

尽管如此，她依旧没有气馁。“我要跟着毛主席走，搞生产、闹革命。”她坚定地说，她要全身心投入到集体生产劳动中。她做事勤快麻利，跟大人们一样挑草头，照顾老人和哺乳妇女，这些都被全村人看在眼里。

1963年，社教工作队进驻闫河。当时的阳新县副县长、老红军、南下干部李邦治被派到凉亭村蹲点。经李邦治推荐，曾早红被选为闫河三大队（凉亭村）妇联主任和大队管委会委员。

此后，她除了参与生产，还负责宣传、调解矛盾、唱样板戏，后又调往多个水利工地带队兴修水利，任铁姑娘队队长。每天起早贪黑，冬天河水刺骨，她总是第一个下河，带头发动大家。

1969年，曾早红与同镇的退伍军人周松明结婚。同年，周松明被招工到黄石市矿务局工作，两人婚后育有一女两儿，生活平淡幸福。1980年后，曾早红利用临街房优势和剪纸、扎花手艺，摆百货摊、开手扎店，同时种菜养猪，撑起了整个家。

曾早红回忆年轻时的生活

从矿工家属到城市安居

1985年，为解决多数职工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，黄石市矿务局落实国家“农转非”政策，曾早红和孩子们的户口从麻城迁到黄石，一家人在位于大冶保安的黄石市矿务局沙田煤矿团聚。

那时的黄石市正处在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，煤矿、钢铁等重工业支撑着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，无数工矿家庭在时代浪潮中寻找新的出路。

“我爱人在矿采煤区工作，矿里把妇女组织起来，派我当队长，煤从井上倒下来，我们就去把煤往下扒。”曾早红说。

1989年，因资源日渐枯竭，沙田煤矿面临下马，曾早红一家搬至中窑医院街居住，半年后又迁往联合村，住在租房里，生活很不方便且艰难。

“矿里分流我爱人去秀山煤矿，他当时快50岁了，又不熟悉那边情况，我们就没让他去，在市内到处打零工。”曾早红说，全家就靠矿里每月发的80元生活费和零工收入过日子。“三个孩子都在上学，每天一睁眼就想，交租金的日子又快到了。”

为了维持生计，曾早红早起卖菜、卖面窝，还在港务局码头卖面包。那一声声吆喝，承载着一家人的温饱。艰难时期，她还做过清洁工，全家人一起扎花圈售卖以补贴家用。

尽管生活困顿，曾早红从未放弃对子女教育的重视。1992年，大女儿周国英从财校毕业后进入金虹大厦工作。陆续地，大儿子上班，小儿子考上景德镇陶瓷大学，老伴和她也相继退休，每月有稳定的退休金，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好转。

2001年，他们在联合村半山腰买下一套90多平方米的私房。“虽然是私房，但毕竟是有‘家’了。”周国英说，勤劳的父母亲还在房子后面开辟了一片菜园，种上瓜果蔬菜。每逢年节，父母亲总是摘些蔬菜，让儿女们带回去尝个新鲜，日子和菜园一样热闹。

幸福生活像花儿一样

孩子们都成家立业后，忙碌了大半辈子的曾早红终于清闲下来，重拾儿时的爱好。

“我做小孩的时候，村里的妇女个个心灵手巧，我奶奶、母亲、姑妈都是挑花绣朵的高手，能做双面绣的花样和腰带。”她记得，在那个物资短缺却充满创造力的年代，老人们能用碎布条拼贴出精美的鞋面。

耳濡目染之下，曾早红也继承了这份匠心与巧思，将艺术融入日常生活。周国英回忆道：“妈妈擅长画花样，会剪纸，我小时候，经常有人送鞋垫来请她画花样。”虽然未曾受过专业训练，但曾早红的画作充满想象力。

“妈妈画画没有临摹画册，就是描绘内心的世界。随笔走势，她画的蝴蝶姿态灵动，牡丹朵朵不同，每幅画都不一样。”周国英珍视母亲的每一幅作品，笑着说：“我准备都给她裱起来。”

绘画之外，曾早红还特别钟情剪纸，她告诉记者：“1990年，我弟结婚时没钱装修，我用红纸剪了4只大蝴蝶，贴在房子天花板的四角，中间贴一个大大的双喜字，亲戚朋友都说很好看，很喜气。”

这份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，让曾早红在音乐领域同样绽放光彩。她从小嗓音清亮、乐感强，5岁刚上学不久，就被学校培养唱歌和指挥。

“有一年六一儿童节，老师叫我领舞扭秧歌。”说着，她即兴扭起腰来，哼着熟悉的节奏，仿佛重回童年舞台。1953年，她荣获闫河全区歌唱比赛第一名，奖品是3箩筐麻饼，全校师生一起分享了这份甜蜜。

说着，她又动情地哼唱起来：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……”“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……”

80岁的曾早红，歌声依旧洪亮动人。沉浸在回忆中的她，眼神闪烁着青春的光彩，脸上的笑容如花儿般绽放。

东楚快评

让平凡生命绽放非凡芳华

■赵志宏

这篇关于八旬老人曾早红的通讯，读罢掩卷，萦绕于心的不仅是其八十载的人生风雨，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磅礴力量。她的故事，是一首个人与家国同频共振的史诗，更是对“何以幸福”这一时代之问最铿锵、最动人的回答。

曾早红的人生轨迹，深深烙印着国家的记忆。从日寇对家园的蹂躏、战火中的颠沛、洪灾后的赤贫，到建设时期的挥洒汗水、改革开放后的奋起拼搏，她从未向命运低头。“女子读书无用”的偏见压不垮她，生活的重担磨不灭她。她用一种近乎本能的坚韧，将每一次磨难转化为生命的养分。这种“不屈的坚韧”，正是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，是无数普通中国人在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的真实写照。

更为珍贵的是，她在与生活的较量中，始终守护着内心的诗意与热爱。无论是青年时在水利工地上带头唱响样板戏，还是晚年于窗前静心描绘牡丹蝴蝶，艺术始终是她精神的栖息地。这份“质朴的热爱”，让她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，能用红纸剪出喜庆的蝴蝶；让她在生活困顿的岁月里，仍能保持歌声的洪亮。她并非不食人间烟火，而是深谙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”，用艺术将琐碎日常升华为宁静优美的绽放。

如今，我们身处一个机遇与压力并存的时代，物质的丰富有时伴之以精神的焦虑。曾早红的故事犹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生命的本质：幸福从来不是命运的馈赠，而是亲手创造的成果。它源于在逆境中不改其志的“韧性”，源于在平凡中发现美、创造美的“热爱”。这是一种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的生命尊严。

曾早红的“花样”人生启示我们，真正的芳华，不在于岁月的平静与否，而在于我们以何种姿态去面对岁月。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人生的画家和歌者，以坚韧为笔，以热爱为墨，在时代的画布上，绘就属于自己的、独一无二的精彩篇章。

这，或许正是每个平凡的我们最生动的时代注脚。（记者　石教灯／统筹　万泰然／文　赵志宏）

编辑：严逸亭